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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朱老总几度拍案而起

长征中朱老总几度拍案而起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7-09-12
  
长征中朱老总几度拍案而起
曹春荣
 

        享有“红军之父”美誉的朱德,一向被党内外、军内外尊称为“朱老总”。他虽然贵为三军总司令,却性情温和、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训人。然而,他在长征中却几度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遵义会议上,声色俱厉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

 
        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建了地跨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根据地的四次“围剿”。创造了“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的、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事。可是,随着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入主中革军委,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轻易地就把红一方面军削弱了,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断送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在无法收拾第五次反“围剿”败局的情况下,率领红一方面军8万多将士告别苏区,踏上长征路。


       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朱德,怎能不痛心疾首。虽然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乃至反对的意见,虽然他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还亲自指挥取得温坊大捷,但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突击入伍的新兵不能打仗,又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至湘江血战后,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将士已降至3万左右。攻占通道县城后,眼看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就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而全军覆没。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朱德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实施正确的指挥,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然而,即使到了这一步,博古、李德仍然执迷不悟,朱德焉能不忧心如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的“反报告”,矛头直指李德和博古,认为他们应当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突围西征中的失利承担责任。毛泽东和王稼祥先后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所制定和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及其表现。


       朱德以谦虚稳定的惯有作风,端坐着静听大家的报告或发言。在上述同志讲过后,他发言了。他先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然后回过头来语气沉重地对李德说:“在你们有的人眼里,我是个旧军人,所以我一向特别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对于你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还是军事学院科班出身的,我是真当作无产阶级军事专家看的。但是天长日久,我越来越感到,你的那一套在我们红军、在苏区和中国,并不适合,很不对头。好多同志,例如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提过很好的建议,可是你一句也听不进去。正像王稼祥同志所说,全是徒然的。而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


       讲到这里,朱德变得声色俱厉起来。他强烈要求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朱德这番异乎寻常的发言,让博古、李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屁股如坐针毡。其他的与会者、特别是红军高级将领们听了,则郁气大舒,畅快得很。是啊,一年多来,红军受“红都太上皇”瞎指挥,打了多少憋气、窝囊仗,遭了多少罪啊!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密切配合,指挥3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捉迷藏。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了。26年来,朱德以这样的诗句讴歌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作飞扬。
 

乌江边,怒斥干部团拆了浮桥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急令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红军遂放弃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打算,改为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谋发展。从1935年1月下旬到3月的近两个月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人转悠得头昏脑涨、筋疲力尽。红军旋又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朱德在这段日子,几次亲临前线,化验为夷。


       土城战斗时,因情报有误,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凭借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就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而战。在这个危急关头,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危险的想法,毛泽东当然不会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朗声说:“得啰,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朱德说服了毛泽东,便和刘伯承一起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红军指战员倍受鼓舞,更加勇猛杀敌,顶住了川军的多次冲锋。毛泽东又命红一军团回援,命令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指挥干部团抢占有利地形反击,终于打退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红军主动撤出土城战斗,准备西渡赤水。


       南渡乌江时,由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率领的军委纵队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革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然而,当他们回到宿营地,在场的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知道此事后,都十分焦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的批评。朱德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他指示陈赓和宋任穷:“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上7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40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新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可是,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红军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革军委的联系。后来,九军团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


       拆桥挨批这件事,在宋任穷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50多年后,他还感慨万千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


       朱德爱兵如子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就在红军过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时,他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太慢,难免贻误战机。便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哪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他过桥时,还亲自把两块离开了的桥板合拢起来。他的言行,给红军指战员增添了智慧和勇气,使之从容镇定地顺利过了这座只有13根铁索构成的桥。
 


  坚持北上,愤然批驳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无耻谣言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两大主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这使广大指战员十分兴奋。两河口会议确定两军会合后,应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会上,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为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还诚恳地同张国焘作彻夜长谈。可是,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马,强过红一方面军的3万官兵,个人野心急速膨胀,要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乃至发展到自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因此度过了他一生中心情最为沉重,也最为愤慨的一段日子。


       1935年8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五、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一、三、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由此朱德开始了同张国焘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共事。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改为以主力经班佑向夏河急进。即一、四方面军主力均走右路。为此,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一带等候左路军的到来。然而,已率部进入草地的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决定,也罔顾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不肯向右路军靠拢,反而要南返阿坝。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张国焘要朱德同意南下,朱德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张国焘竟一意孤行,不顾中央的再三命令和规劝,坚持他的南下主张。9月12日,张国焘亲拟致红一、三军领导人电,要已到俄界的他们“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了张国焘要他在这个电报上签字的要求。


       折回阿坝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围攻朱德。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被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逼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路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张国焘及其追随者面对朱德的凛然正气,虽然理屈词穷,却仍不甘心,继续以各种会议对他施压,甚至谩骂他是“老糊涂”、“老顽固”、“老右倾”。朱德沉着应对,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直至张国焘造谣中伤党中央和毛泽东,他才又一次拍案而起。


       张国焘等在一次会上造谣说:“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驳斥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直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南下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备受磨难,百丈之役更是伤亡近万人。他们从挫折和失败中,从朱德的耐心说服教育中,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进而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朱德后来还同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又在两大主力军共同北上途中,挫败了张国焘以摞挑子相要挟的会俩。那是9月中旬,在红军总部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正讨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时,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这真应了“死了张屠户,不吃浑毛猪”的老话。张国焘只好回过头来,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北上。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原载《中华魂》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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