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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毛泽东的神奇用兵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毛泽东的神奇用兵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发布日期:2018-01-11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和毛泽东的神奇用兵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红军以来,就毛泽东和朱德下井冈山后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经历来说,湘江血战是濒临的第二次绝境。前一次是1929年2月2日凌晨,下井冈山后到达赣南寻乌县圳下的红四军,突然遭到尾追的敌军偷袭,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包围了。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被惊醒后,由警卫班掩护从后山突围出去。朱德手提冲锋枪,与警卫人员一起掩护部队向外突围。他的夫人伍若兰能打双枪,但在冲杀时腿部中弹,被捕后惨遭杀害,年仅23岁。陈毅往外冲时,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迅即将大衣蒙住敌人脑袋脱了身。毛泽覃负了重伤,但幸运地与陈毅、谭震林、江华、曾志等突围出来。直至傍晚,被打散的队伍才会合聚首。按照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说,这是红军最困苦的时候。当时红军队伍两千多人,“船小好掉头”,经过转战打了几个胜仗,很快走出绝境。
  

        这次湘江血战,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再一次濒临绝境。今后的路怎么走,仗怎么打?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在思索。伍修权回顾长征,赋诗《七律·历史转折》写道:“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这反映了大家的忧虑。对于“奔何处”的问题,中央领导层发生激烈争论。此后,中央一路走,一路开会,讨论红军走向何方和怎样走的路线问题。
  

        一、从通道会议开始的历史转折系列会议
  

        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后,为避免强大敌军继续“追剿”,红军不得不进入深山区,翻越老山界,即湘桂交界的越城岭。它山体很大,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海拔在2000米以上,为华南第一峰,上山15公里,下山8公里。这是红军从江西出来后经过的第一座难行的高山,山势很陡,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居区。下山后是湖南,往西走不远是通道。中央领导在这里开始讨论“奔何处”问题。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说:进入湘桂交界处,从老山界开始,中央一路开会,争论愈益激烈。
  

        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就是这一系列重要会议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揭开历史转折系列会议序幕的通道会议
  

        中央红军在1934年12月中旬到达湘西南边陲的通道县。国民党军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诸县构筑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这样,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左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通道会议的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情绪波动大,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去贵州的意见。张闻天、王稼祥在转移途中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的意见。周恩来早就对李德的指挥不满,也明确表示支持毛。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同意,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北上湘西。中革军委12日19时半发出“万万火急”电,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李德看到命令后,要周恩来解释。周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可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14日,中革军委又电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现已西人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该电是照顾博古意见。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这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万万火急”要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这就是通常说的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
  

        尽管如此,通道会议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毛泽东重新崛起开辟了道路,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改变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
  

        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5日进占黔东南黎平。这里是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之乡,紧邻湘桂两省,处于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的过渡带。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讨论通道会议未解决的战略发展方向。
  

        黎平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这个战略决定。
  

        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此前与李德没有争吵过、平时也很少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向李德发了大火,拍得桌子上的马灯跳起来熄灭了。他在延安整风时讲这段历史说:中央的争论在黎平尤其激烈。李德主张折入黔东,是非常错误的。这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与李德的关系渐渐疏远。
  

        黎平会议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会后还有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命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积极活动,调动湘敌,随后向黔境移动,以钳制黔境敌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新的进攻,钳制川境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二是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对红军进行整编,撤销主要由扩红招募新兵组成的第八军团建制,将其并人第五军团;由五军团调回军委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中央的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抛弃“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加强部队作战力量。
  

        这次黎平会议,周恩来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中央领导层的关键人物,如果他的态度不坚决,黎平会议不可能作战略上的“转兵”。黎平会议决定传达后,上上下下都拥护。聂荣臻回忆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迸发。”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说:黎平会议的决定大家听了十分高兴。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彭老总立刻和我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
  

        2003年3月下旬,我在考察黎平会议时,看到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20年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参加“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发表的讲话。他指出: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红军冲出国民党的重围,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黎平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篇讲话对黎平会议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坚持北渡乌江,并限制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的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结束后,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1934年除夕下午,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主张立刻遭到强烈反对。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这就是猴场会议。
  

        2003年4月上旬,我从贵阳来到瓮安,考察了猴场会议情况。瓮安是因境内有瓮水和重安江两条河,各取一字而得名。猴场会议的猴场,是省内著名的十大乡场之一,赶场日的人流量在2万以上。它的名称不是源于交流“猴子”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南面有一小山像“猴子”,故称“猴场”。
  

        猴场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有黎平会议的同志外,还有陈云和李德。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继续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猴场会议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事先都未与闻,只是到要出发时才被告之。政治局多数同志对此极端不满,甚至感到愤怒。为了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博古、李德开始失势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猴场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之夜开到1935年元旦凌晨,虽然只有一宿,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这一天跨两年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根据猴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陡峭高山,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达200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素有“乌江天险”之称。国民党军的乌江防线长达100公里,占领了全部大小渡口。守军夸口称: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但是,红军抢占了三个渡口,组织突击队在深夜乘数十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至6日,三路红军全部渡过江去,向遵义进发。
  

        二、党的历史转折伟大标志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后,直逼遵义。复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攻城。红军从俘虏中了解遵义城防情况,决定化装成敌军,在夜里利用俘虏诈城,赚开了城门。1935年1月7日清晨,红军完全占领贵州第二大名城。遵义乃千年古城,为黔北首府,既有老城,又有新城,一条清江穿城而过,人口约4万,市容秀丽,生意兴隆,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像样的城市。9日,军委纵队进城。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这里获得十多天休整,是长征以来没有过的。这使中共中央有可能从容召开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遵义会议。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性决定
  

        2003年3月下旬,我到山川秀美的遵义进行考察。遵义会议会址在老城,原来是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是当时遵义最好的建筑——两层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楼房,房顶为歇山顶(中国南方古建筑的一种形式),高墙壁立,朱门厚重,气派伟岸。中央红军总司令部设在这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二楼东面中间客厅举行,正好容纳二十多人。遵义会议于1月15日始,至17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军队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有两个议题。头一个议题是审查黎平会议决定的先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因为遵义会议是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黎平会议已否定了去湘西的原定计划,决定到川黔边建立苏区。遵义会议要首先落实这个决定。但是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新建议。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红军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根据这个决定,中央政治局指示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
  

        会议第二项议题是讨论“在反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即人们所说的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不是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但却成为党史上人们认识遵义会议最重要的议题。讨论时,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原因,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白区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博古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极大不满。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补充报告,即“副报告”。他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有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职务。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长篇发言,被称为“反报告”。他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毛泽东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进行深刻分析,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若干战略战术和今后的军事方针。王稼祥等相继发言,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除个别人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外,都批评博古的报告。李德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
  

        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路线,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主要原因。《决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包括堡垒主义、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等,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认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的战略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战术来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决议》还指出,在实行战略转移突围时又没有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保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突围中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个《决议》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通过后,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发到支部进行讨论。二进遵义后,中共中央还在总政治部驻地召集红军干部大会,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这个《决议》精神。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尽管这不是会议之初的议程,但由于中央错误领导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遭到严重危害,博古继续负主要军事领导责任既不合适,也不可能了,在高级干部中要改变最高指挥的呼声已很强烈。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并由周恩来为受政治局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中央常委又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撤消了博古、李德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将他们“轰”下了台。这样重大的决定,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作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改组,虽然才仅仅是开始,但它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二)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实际领导核心地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实际的领导核心呢?这是不熟悉历史的人们经常提出的疑问。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这也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的情况有点相似。从形式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是邓小平,但总设计师是他,一切大政方针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是他。再就资历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领导职务,当第一把手,也不成问题。那时,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但他考虑培养年轻一点的人,坚辞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领导格局。遵义会议也是类似情况。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的。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打仗转。
  

        经过历史考察,我以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毛泽东的实际核心地位,与下面三个因素有密切关系。
  

        首先是“势”。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有了“势”,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势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势的根本。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四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领导的政治局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他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三)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怎样解读这个评价?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改变,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
  

        第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思想主张不仅没被中央采纳,而且遭到批判。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从长征开始,他就是“跟着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时地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在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受到重创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这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人中央常委的前奏。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毛泽东成为中央常委,尽管在当时的党中央和红军领导机构中,他都不是第一把手,但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使他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明确地讲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这说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中央负总责,同毛泽东是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是可以兼容的,不存在什么矛盾。毛泽东从那时起,实际上肩负着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重任。
  

        第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中国共产党内就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按照陈云的说法,就是唯书、唯上、不唯实。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苏区以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在1934年1月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国民党军已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一时出现的有利局面完全丧失,中央红军的反“围剿”陷入非常困难境地。但是,五中全会全然不见这个困难形势,仍在夸夸其谈。博古代表中央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和总结,一国际,二国内,三任务,背书似地照搬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表示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责成全党为它的实现努力奋斗。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反对中外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罢工却时常爆发起来”,“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旗帜非常明显的高举起来”,国民党部队的“兵变与暴动不断产生”,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成功,它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关于任务,提出“我们在尽可能的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这是唯上不唯实的思想路线的生动写照。别的不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了许多区域,还要扩红100万,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红军长征时只有8.6万人。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路线。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遵义会议否定了唯书、唯上、不唯实的思想路线,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第三,党的军事路线改变了。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展开。这时的博古还有自知之明,对军事问题不敢妄作决定,同意给周恩来、朱德以机动处置权。这样,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就一切听从李德的,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反对敌人的五次“围剿”中,“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取消博古、李德领导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久盼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第四,党的发展局面改变了。从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历史看,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正好是前后各14年。正确地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可以从宏观上认识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的转折的伟大意义。
  

        先看遵义会议前的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这至少可以论列五点:一是遵义会议前的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遵义会议前的14年对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四是遵义会议前的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五是遵义会议前的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因此,说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讲所谓“第一代”,也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都不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解,那是对讲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误读。讲党的领袖第几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说法,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属于政治概念,不是说要长期这样讲下去的,它不具有普适性。
  

        再看遵义会议后的14年与此前的14年的关系。应当说,这后14年对前14年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的关系。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二是实现了由军事路线到政治路线的转变。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召开瓦窑堡会议,改变政治路线,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这样辩证地、历史地,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认识以遵义会议为界的民主革命历程的两个14年,更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
  

        (四)遵义会议精神刍议
  

        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很多,但明确概括有会议精神内涵的并不多。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是1929年的古田会议精神,其内涵为:思想建党,永葆先进;政治建军,人民本色;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团结奉献,勇闯新路。
  

        根据遵义会议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可以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初步地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
  

        ——关于坚定信念,忠诚革命。讲信念坚定,是不少“精神”的共性内容。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邓小平回顾历史讲过:“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坚定信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这个思想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因为遵义会议前,红军遭受那么大的挫折后,广大指战员都在思考革命的前途,怎么改变被动局面。领导人们提出召开遵义会议本身就表现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遵义会议决议尽管严厉批评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对困难局面作了深刻分析,但对革命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虽然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主力红军遭受到挫折,然而英勇的红军主力仍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配合,再加上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在全体同志和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下,革命的“挫折丝毫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各种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这里讲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尽管有历史的特定印迹,但它是中国革命不可跨越的一段重要历史。遵义会议后的历史发展充分展现了历史转折释放的强大精神力量作用。
  

        ——关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前述遵义会议实现思想路线的转变已表明: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不可能实现历史转折。实事求是这个思想,不仅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在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将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树立实事求是新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毛泽东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不仅在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与博古和李德不顾敌情的变化,顽固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进行争辩,而且在遵义会议后的系列会议上也努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来作出是打仗还是迂回前进的决策。否则,不可能有四渡赤水那样的大手笔,军事指挥完全由被动变主动,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打转转。
  

        ——关于顾全大局,民主团结。这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实现党的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具有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质内涵。第一,遵义会议只批军事路线错误,没批政治路线错误,甚至在决议中还肯定其正确性。按照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两位领导人的说法,这是为了团结大多数。因为与会者对政治路线问题还没有认识,如果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大多数人会接受不了,反而影响会议。张闻天在1943年的整风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遵义会议不可能开成功。毛泽东同志做了让步,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第二,毛泽东坚持不接博古当一把手,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周恩来讲这段历史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很困难,洛甫(张闻天)提出要变换领导,毛主席找我去商量,我说,当然是你。毛主席说,不行,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人总是要帮嘛。我们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那个村子,由洛甫换下了博古。第三,在遵义会议前,从长征出发始,毛泽东就不断做张闻天、王稼祥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对过去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他们两人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两次讲话,都对他们两人作了充分肯定。他说: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当然,在遵义会议前,其他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这样,遵义会议的成功才有群众基础。第四,讲顾全大局,民主团结,还要从博古方面看,也要肯定他在这一点上的积极作用。一是在遵义会议上尽管对他有那么激烈的批评,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发扬了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接受了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不再参与军事领导。二是在“鸡鸣三省”那个村子,中央常委们再重新分工时,又服从了决定,由张闻天代替他负总责。尽管凯丰劝他不要交权,但他表现了高度的党性,毅然地交出了最高权力。这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的另一表现形式。没有博古的这种高风亮节,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也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古对实现遵义会议的转折也有一功。 ——关于独立自主,实现转折。这是只有遵义会议精神才有的独特性,别的“精神”不可能有这样的内涵。这个“独立自主”,许多学者多从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特殊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这个视角讲的。我以为,还有一点是实现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当时正是李立三“左”的思想发展时期,此后就是更“左”的王明教条主义,直至遵义会议实现转折才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在遵义会议上,取消“三人团”,剥夺了李德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权,这才真正实现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这个宝贵思想。这么来讲独立自主,或者说讲这层意思的独立自主,会使遵义会议精神更加体现毛泽东思想。这样,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在这里表现为民主团结)和独立自主,都包括在遵义会议精神之中了。遵义会议精神讲“实现转折”,是画龙点“睛”,也使遵义所以被称为“转折”之城在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之中得到了体现。
  

        三、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开始了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
  

        从2003年始,我多次考察过赤水河流域。它为喀斯特地貌,也多丹霞特征,以“每雨涨水,色深赤”得名。赤水发源于云南镇雄乌蒙山脉北麓,其中游是黔、川两省的界河。河两岸群山陡峻重叠,河谷深切狭窄,宽处二三百米,窄处仅百多米,岸边悬崖高出河面在200米至400米之间。远处看,似条弯曲玉带;走到近处,岸坡达60度左右,无路下河,水流奔腾湍急。所谓赤水四渡,是分别在土城、元厚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6个渡口,先后四次过赤水。这6个渡口间相距100多公里。
  

        (一)一渡赤水和“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分三路从遵义向西北行,先后抵达土城地区。由于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重新直接指挥红军的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敌军。土城在赤水河中游东岸,是黔北人川的要冲(今属习水县),历史上既是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土城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泽东“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我两次考察过战场遗址,看了当年的作战地形和双方的兵力部署态势。原来青杠坡是个狭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位,又有优势装备,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但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决策的不周在于,一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二是红军的部署没有占领大山头,没控制制高点,作战地形极为不利。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拼死奋战。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当追敌赶至河边时,见到已炸的浮桥及其他渡河器材顺水流淌,隔岸兴叹。
  

        中央红军在土城一渡赤水后,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即农历春节之际,军委纵队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是所谓“鸡鸣三省”会议。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讲述这个会议的情况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即张闻天)现在要变换领导。本来是要让毛主席来代替博古的,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就让洛甫做了。1972年6月,周恩来做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这件事又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转战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这个“鸡鸣三省”的村子究竟在哪里?目前党史学界还没取得共识。我在考察“四渡赤水”时,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经过考察,知道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鸡鸣三省”地域,指的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一带。这里崇山峻岭,赤水河源头的倒流水切断川滇丛山,呈南北走向,是川滇两省的自然分界线;还有一条渭河,截开滇黔峻岭,呈东西向,是川黔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川滇黔三省在这里各形成张开的扇形山地,岔河口是三面扇形的结合部,其形状如英文的大写“T”字——上面一横的对岸是贵州,一竖的右边是云南、左边是四川。我们站在四川这边山腰的崖边,低头看河水如临万丈深渊,抬头看山全是陡峭绝壁。三面张开的扇形山地对峙相望,形成的特殊自然景观一目了然。看两河的对岸两省,近在咫尺;但要到对岸去非常难。很早以前,分属三省的岔河住有三户人家,直线距离均为200米左右,任何一家鸡叫,三户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临河一带,早已没有住户。这个小范围的岔河地区是原本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当年国民党军已派兵把守,红军没到这里来,更不可能到此开会。
  

        目前讲的“鸡鸣三省”范围较大,即以岔河口为核心的方圆数十里的川滇黔三省地带,属于广义的“鸡鸣三省”。比较多的材料倾向于,“鸡鸣三省”那个村子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一带,但四川、贵州的地方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努力论证在本省。特别是开展红色旅游后,这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争论愈益激烈。我考察时已经感受到这种氛围。因此,我向他们建议,可以仿“襄阳南阳故事”。诸葛亮曾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今在何处?目前河南人与湖北人仍争论不休。由于历史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划的变化,一说当初的南阳是今湖北襄阳,一说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这两地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笔墨争论。到了清代,湖北襄阳人顾嘉蘅,走马河南上任南阳知府。这个争论等于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偏向哪一边也不行,于是作对联日:“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对于“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川、黔、滇三说”之争,也可行“襄阳南阳故事”。目前争论的会址三地,都属“鸡鸣三省”的广义范围,三地乐于纪念,总比只一家纪念的社会效益好。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对这样有争议的,可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先共同开发再说;如果还要“各自表述”也可以。否则,这一争论将是无休止的。
  

        (二)从扎西会议到二渡赤水
  

        “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红军于旧历正月初三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扎西”乃彝语,意为仓库所在地,说明它是军事和商贸重镇。这里属乌蒙山脉,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荒凉贫瘠,人烟稀少。
  

        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此外,还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会议还决定: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除保留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分属第一、三、五、九军团指挥。同时扩红3000多人,充实了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
  

        2月15日,军委纵队进抵川南古蔺县白沙地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举行会议,决定在太平渡、二龙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中央红军为摆脱敌军的夹击,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这样的战略战术是过去的军事领导不曾用过的,也是许多干部战士未曾见过的。一些人不理解,对中央放弃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产生疑虑。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新的作战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增强战斗信心,会议决定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军战士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央要求全体红军战士,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2月18日至21日拂晓,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全部渡过赤水河。
  

        2003年1月上旬,我考察二渡赤水时,古蔺党史研究室老主任给我讲了他们所了解的贺子珍分娩白沙村的情况。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都讲了此事。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告诉他们的,他当时照顾贺子珍。根据这个线索,古蔺党史办作了反复调查核实,了解到贺子珍分娩就在白沙。老主任说:红军部队是1935年2月15日进驻白沙的。部队在白沙休整,准备二渡赤水。在那天傍晚,有几个女战士扶着快要临产的贺子珍到街上一户老婆婆家,借个地方生小孩。当天晚上,贺子珍生下了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天亮前,贺子珍跟着毛泽东赶队伍走了。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抱着婴儿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小孩取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贺子珍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钱希钧带着休养连负责人董必武的一封短信和几块光洋,请老婆婆代为抚养。老婆婆给小孩取了个名字,细心照料。但是,在红军走后3个月,这个女孩满身长毒疮没能活下来。
  

        古蔺党史研究室老主任说:我们调查这个事不是为别的。弄清这段史实,一是让人们进一步了解红军长征是多么艰难困苦,昭示后人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二是让贺子珍同志了却一桩心事。她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位坚强而又善良的老人,一生不幸。生了那么多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一个。我们查清楚了,老人在九泉之下也许会得到一点慰藉。这也算尽到了党史工作者的一份心。
  

        (三)苟坝会议和三渡赤水
  

        红军二渡赤水后,即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川军慌忙由扎西调头向东追击,黔军急冲冲地向桐梓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向遵义开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娄山关、遵义一带。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是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继又再克遵义城。这样,从2月24日至28日的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就是写的这次战斗。他本人自注此词,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当时红军正遭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来回穿插于川南黔北,是极度困难时期,因此,尽管取得了胜利,该词仍有凝重感、悲壮情。
  

        红军的神速行军和运动作战的胜利,使蒋介石气急败坏地飞抵重庆,部署对红军的新围攻。他调集川、黔、湘军,妄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黔渝公路一带。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敌军由于不断失地丧师,惊魂未定,不再贸然出动。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有两个师摆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的苟坝,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

        3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苟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和军队负责干部二十多人。与会的绝大多数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还是说服不了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将刚就职七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说再商量商量。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过去的“三人团”主观武断,弄得中央政治局啥也不知道。现在天天开二十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争论不休、解决不了问题,又贻误战机,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时就有将毛泽东推举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的想法。第三日开会,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多次讲到过。它的意义在于:一是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二是巩固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确立了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三是为实现毛泽东早已谋划的把“滇军调出来”、西出云南渡过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我对苟坝会议作考察时,沿着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路走了一趟。这是一条田埂小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沟沟坎坎,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约有五里地,很难走。毛泽东那时的心绪不好,深夜行走之艰难情景可想而知。经过这番体验,我不胜感慨: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非同常人。他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撤了,以后的一切后果与他无关。他可以安心睡觉,那时就是缺睡眠。但是,中国革命的安危,红军的命运,使他难于苟且偷安。一种责任心、使命感,驱使他还是要摸黑,走那难走的崎岖小路,去找周恩来。如果没有此行,历史可能会另写。因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一代伟人毛泽东。
  

        苟坝会议后是红军三渡赤水过茅台。茅台镇位于赤水河东岸。镇名的由来,根据民间流传,说古时这里茅草遍地,土著居民常在这种茅草台地上祭祀,久之名日“茅台”。在茅台,是先有盐市,后有酒肆。茅台渡口是川盐人黔的主要渡口之一。盐业大兴后,无论商贾还是盐夫,对酒都有需求。两岸有紫色砂页岩和紫色土壤,这里将紫色俗称酱色。在酱色土壤上种植的高梁和小麦,其外形也是酱色的。因之,成为酱香型茅台酒的原料。中央红军再渡赤水,就是经茅台由黔北折回川南的。为了迷惑和调动敌军,中革军委决定实行一次全军性大佯动。1935年3月16日晨,红军主力占领茅台镇,秋毫无犯,在酒厂门口贴上“保护私营工商业”布告,任何人不准擅人,只能善价而沽。是日傍晚,红军各部通过架起的三座浮桥开始渡河,至18日晨全部渡过赤水。
  

        在茅台,红军是否用酒洗澡洗脚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我们考察时,厂党委同志说:这纯粹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在茅台,无论哪家烧房酒厂,都是用高齐肩头的大肚小口的陶制坛子贮存酒,从未有酒池之类。要在大酒缸里洗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何况又是战争年代,后面有敌军在追赶。红军在这里是路过,不是作长时间休整,厂党委同志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并带着我们到展厅去看了陈毅与黄炎培对诗的蜡像。原来在红军过茅台后,国民党报纸大造舆论,诬蔑红军在茅台酒池中洗脚洗澡。黄炎培不信,写了一首《茅台诗》,发表在进步报刊上。著名画家沈叔羊读到黄诗,在重庆举办画展,特意在一幅画上画了瓶茅台酒,旁边放着酒杯,请黄将《茅台诗》书写于上。黄写道:“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首诗与国民党的宣传唱了反调,并对时政带有讽刺之意。1945年7月初,黄炎培初访延安,在枣园毛泽东的窑洞里,见到他亲笔题写涉及红军过茅台的诗句,深为感动。陈毅时在延安参加完党的七大,还没有离开,也参与了会见。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在南京以茅台酒宴请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两人赋诗对酌。陈毅口占道:“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章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金陵重逢饮茅台,为有嘉宾冒雪来。服务人民数十载,共祝胜利干一杯。”黄炎培依韵和诗一首:“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民服务共一杯。”在黄、陈两位的腊像前,我们对这段历史佳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四)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
  

        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到川南,果然造成蒋介石错觉,以为红军西进,深入川境,北渡长江。3月20日,蒋介石电令部属,将重兵向川南聚集,加强防堵,消灭红军于古蔺地区。就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同日,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电令,要求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转返东,经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等处再过赤水。21日晚至22日上午,红军各部以隐蔽、神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这样,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急匆匆向古蔺地区集结时,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这次巧妙迂回,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其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
  

        红军四渡赤水成功,令恼怒的蒋介石急忙从重庆飞抵贵阳,决计在黔北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他再次宣称:红军是强弩之末,左突右击,已“走投无路”,望我“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但是,他又打错了算盘。中革军委决定继续向南发展。为了争取南下先机,红军加快南下速度,在3月28日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地区。随后几天是清明时节,连日阴雨,乌云密布,能见度低,敌机无法侦察和轰炸,摸不准红军去向。这是天助红军!在蒋介石催令其各路大军进行堵截时,红军各部于31日在金沙县南渡过乌江进抵息烽西北地区,神秘地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
  

        “四渡赤水”充分展现出毛泽东的军事天才。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两种不同的最高领导,指挥作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此前,李德、博古不从战事变化的实际出发,顽固地坚持原定的转移路线,实行单纯的军事退却和大搬家的甬道式行军,被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地打。湘江一战,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指挥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同是一只红军队伍,却是两样的状态。同是面对蒋介石追堵围歼,但是两种应对方略。毛泽东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出敌不意。因此,红军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东突西奔,穿插行军。这样的战略战术过去从未有过,“四渡赤水”是这些战略战术灵活运用的杰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党内无以出其右。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往往相对反向而行,甚至“主动”给红军让道。这时的红军与白军的对峙,完全成了两军最高指挥官的对弈。飘忽不定的“红棋”全盘已活,主宰着棋局,掌握着战争主动权。
  

        毛泽东对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萧华的《长征组歌》唱道:“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对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出神人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总结。
  

        四、从巧渡金沙江到飞夺泸定桥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驰骋折返于黔、川、滇三省边缘地带的高山峡谷、急流险川,在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迂回穿插、神出鬼没,不仅使蒋介石的围歼计划一再落空,而且多次反守为攻,兵临省城,令亲往督战的蒋介石心神不宁。
  

        (一)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为达到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战略目的,又施大手笔。他将红军分为三路:一路直攻贵阳,虚张声势,非拿下省城不可;一路以最快速度东进,造成直取瓮安、贵定,向湖南方向发展态势;一路在桐梓一带牵制南下之敌,摆出与敌决战姿态。蒋介石既不知红军真实意图,也不知红军兵力虚实,不时听到红军已兵临贵阳乃至威逼昆明的报告,惊恐万状。
  

        数天前转战于赤水、乌江的红军,刹那间已到贵阳近郊,震撼蒋介石的卧榻了。他立即严令各路军队急往贵阳的北、东、西、南四面对红军堵截。滇军先头部队以每天百里的速度在三四天内从昆明赶来“救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而这也达到了毛泽东的目的,在蒋介石将滇军调出后,中革军委下令红军从贵阳东南突破敌军防线,以每天行军60公里的速度,经黔南和黔西南向滇东急进。
  

        中央红军疾速进入云南。毛泽东再施“暗度陈仓”计,以少许部队逼近昆明,大造声势要攻城,令云南王龙云惊惶失色。滇军主力远在贵州,一时难以调回,昆明城内兵力空虚。龙云急调各地民团扔下其他防务,前来保卫昆明,而这就正中红军佯攻之谋。他自己削弱滇北地区和金沙江南岸的守备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空前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以少许部队佯攻昆明时,主力部队疾速北进,直奔金沙江了。金沙江为长江上流,经青藏高原,穿过横断山脉东麓进入云南。汹涌澎湃的江水冲出绝壁紧锁的峡谷后一泻千里,流到滇北元谋、禄劝一带时,江面渐宽,形成几个渡口。这条江以盛产金沙得名,江底流沙聚集,江边受日光照耀,闪闪映出金黄色,有如霞光万道。江边贫苦群众多淘取金沙卖钱,谋生糊口。金沙江两岸是崇山峻岭,山外有山,岭外接岭,通过飞机航拍的电影电视镜头,你可以看到,那是莽莽群山,金沙江犹如一条小白蛇蜿蜒穿越其间。2003年4月我到金沙江考察时,深感此处两岸悬崖之陡峭,崇山之险峻,下山到江边路途之遥远,胜过乌江和赤水河。但这里少雨干旱,植被稀少,地表裸露,水分蒸发很快,又是云南省内降雨量和降雨天最少的地方。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急奔金沙江抢占元谋龙街渡、禄劝洪门渡和禄劝皎平渡等渡口。在这几个渡口中,皎平渡最难渡,激流滚滚,两岸皆绝壁。国民党当局没想到红军会将此地选作主要渡口,故未布重兵。中革军委估计到这一点,派刘伯承亲率干部团夺取皎平渡。刘伯承令先遣连伪装成国民党军,穿过敌军防地,以30个小时急行军140公里的“飞毛腿”速度,于5月2日深夜赶到渡口,消灭南岸民团和北岸川军守敌,占领了渡口两岸。皎平渡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只能靠船渡江。人马多渡船少,过江任务艰巨。红军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找船工,寻渡船,将滇川两岸36名船工组织起来,分成两班,六条船不舍昼夜,人歇、船不歇地摆渡。每船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摆渡10次换一次班,如此循环不间断。两条大船,每次渡60人;四条小船,每次渡40人。经过9天9夜,红军全部过江。毛泽东站在渡口北岸对红军部队说: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相隔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
  

        那年考察时,我们在金沙江畔望着滚滚东去的急流,思考着毛泽东的讲话,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确实是红军长征史的一个大手笔。它是遵义会议以来敌我军事较量转折的继续,进一步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二)未克会理的会理会议
  

        过金沙江后就是四川会理。县城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重镇。该县位处四川西南山地,与云南交界,东西南三面皆为金沙江环抱。在古代,这里是“南方丝绸之路”要津,西南腹地的战略要冲;号称“川滇通衢”,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县名就与这个特点有关系。历史上有多个县名,最初叫“会无”,似有“会晤”之意,取“诸酋聚合听会”之义。即是说,民族多了就要开会议事、协调关系,进行会晤。唐初改名“会川”,以“川原并会,诸酋听会之所”而得名。那时所辖地域辽阔,北至大渡河边,安宁河、雅砻江与金沙江都在县境内会合,意即族之会、川之会,故名“会川”。会理县名是在清代才用的,取“川原并会,政平颂理”之意,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这几个县名,都说明这个地方重要,需加强治理。目前隶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1935年5月上旬,红军到达会理城郊,攻城一星期未果。一是该城守敌很多,且战斗力较强,是川军中能打仗的,此外还有增援部队一个旅。这样,攻城的红三军团和打援的红一军团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二是会理城墙异常坚固雄厚,非一般炸药所能炸垮,没有山炮很难攻克。会理县城尽管未克,但掩护红军其他各部在此期间进行休整的任务已完成。这为红军大部以逸待劳、尔后强渡大渡河作了重要准备,也使中央能在此开会。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史称的“会理会议”。会址在离县城七八公里的老街乡铁厂村。该村地势低洼,周围是山,1966年动工修水库时,该村属于淹没地带,没有保护会址。我们考察时,在会址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看到了“会理会议纪念碑”。会理会议对四渡赤水以来的战略方针进行总结。那时,部分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在领导层,林彪提出了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问题,并给三人小组写信,建议由彭德怀代毛泽东任前敌指挥。召开会理会议就是要统一思想。参加会议的,除三人小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外,还有朱德,红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对反映的关于军事指挥的不同意见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一方面说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另一方面却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因而对彭的批评比对林的批评重得多。其实,林彪的要求当即被彭德怀回绝了,林打电话时,聂荣臻、罗瑞卿等都在场。林写信,彭根本不知道,是在开会时才看到的。但会议却开成了似乎主要是冲着彭德怀,还有张闻天的(他是跟红三军团行军的)。彭德怀和张闻天为顾全大局,维护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威,没有对毛的失之有据的批评进行申辩。
  

        会理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定行军方向,要不要过彝民区,前往大渡河?过了金沙江,摆脱敌兵追击只是暂时的,蒋介石还会派川军前堵后追,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后,中央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聂荣臻为先遣队政委,运用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声望和两个四川人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率领先遣队,前往彝民区,为全军开路。
  

        (三)彝海结盟过彝区
  

        正当中央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已赶到金沙江南岸。蒋介石飞抵昆明,制定新的“围歼”计划。他调集中央军和川军十余万人,令“追剿”的中央军速过金沙江,在川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同时令在川各军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进;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追剿”军与川军各部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江河阻隔和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险要关头。对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早已察觉。部署派红军先遣队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排除一切困难,迅速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天险。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凭借昔日的影响,打通与守备川军的关系,次日即抵达西昌南的泸沽地区。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先遣队选择经冕宁县到安顺场的西路。这是条崎岖险峻的山路,要通过被视为畏途的彝区。敌军判定红军不会走此路,将主要兵力置于东路大道,重点防守。先遣队以少量部队走东路大道,迷惑并钳制正面之敌。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通过彝区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只要我们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彝民会帮助我们通过的。5月21日,刘伯承向部队作动员报告说:今天我们到冕宁,这里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过去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还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彝人的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对汉人疑忌很深;彼此语言又不通,民族隔阂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22日,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这里的彝族主要有三支,经常“打冤家”,但遇到汉人马上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红军到达彝海地区,遭到正在械斗的这几支彝族的围阻,有的还将红军战士的衣物剥去,抢走一些器材。红军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一面派代表同他们的首领谈判。同时,布置自卫阵地。在了解各家支的情况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沽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懂汉话,对红军表示友好,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大家讲和不打。刘伯承已在彝海边等候。小叶丹见到刘伯承后,主动表示:打你们的不是我,你们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于是举行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喝了“鸡血酒”,两人歃血盟誓,结为金兰之义。小叶丹表示,由沽基家护送红军过彝族区。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武器弹药,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发给他“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其弟沽基尔拉为副队长”的委任状。5月23日,红军先遣队由小叶丹的四叔带路护送,顺利通过一百多里的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不远的地方了。随后,经小叶丹安排,中央红军七天内走出了彝区。红军的顺利通过,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成为我们党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佳话。解放初期,刘伯承说过: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小叶丹是有贡献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3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
  

        2003年9月中旬,我走长征路,来到冕宁彝海子边。冕宁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北端的县,它以县东有山似“冕”,安宁河流经县境,故取山水之褒意而得名。彝海原名“鱼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水深约60米,面积约20多万平方米,呈元宝形,以产细鲤鱼而得名。四周山峦环抱,针叶林木葱茏,湖水碧绿清澈,风景旖旎秀美,是个难得的旅游胜地。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处,在彝海西北岸草坡上,建有江泽民同志题写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还建了个更大的纪念碑。碑文写道: “中国工农红军路过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于1935年5月22日,在冕宁县彝海乡彝海边,歃血为誓,结为兄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加快前进速度铺平了道路,在中国革命和彝汉民族团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立此碑以志纪念,永远激励凉山各族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世代团结,为凉山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这个碑文实事求是地记载了那段历史。它铭刻的不仅是彝海结盟的兄弟关系,更是中华大地56个民族一家亲的宣示。
  

        (四)大渡桥横铁索寒
  

        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蒋介石必利用江河天堑,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红军于死地。但是,天堑不助蒋,他每次的如意算盘都被红军打得粉碎。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一个个天堑都变成了通途。红军再要西进,挡道的就是大渡河。蒋介石深知,红军只要过了大渡河,再没有什么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前进。那时的红军将如虎添翼,再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要消灭红军更困难。因此,红军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能否过大渡河,成为决定红军命运的又一关键之役。
  

        大渡河发源于青海,全长1000多公里,目前在石棉县境内的是上游、中游河段。大渡河两岸系横断山脉,崇峰峭岭,高耸挺拔,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渡口极少。安顺场是这一带唯一渡口,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安顺场时,山洪突发,河水暴涨数丈,致使4万人马被阻于此47天,遭清军围堵,全军覆没。历史似乎无独有偶。石达开的悲剧,蒋介石希望重演。在太平军兵败之后70多年,中央红军几乎是沿着石达开的行军路线来到安顺场。我来考察时,当地负责人介绍说: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已是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很困难。国民党军的布防严密,从安顺场的上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长数百公里都沿河陈兵,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被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索走了。
  

        但红军先遣队不是太平军。他们冒着大雨,日夜兼程,经过八十多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4日赶到这里。国民党守军两个连,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这个突然袭击,使他们措手不及,守军全部被歼。先遣队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25日清晨,先遣队组织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乘那只小船向对岸驶去。在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指挥下,勇士们依靠8个船工的帮助,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在惊涛骇浪中翻滚;不顾生死,奋力拼搏,终于冲过弹雨,登上对岸,击溃守敌,占领了滩头阵地。在强大火力网掩护下,17位勇士扑向敌群,17把大刀左劈右砍,敌人溃不成军,向山上逃命。抢过大渡河的战斗胜利了。
  

        红军先遣队渡河成功,打开了中央红军大部队北进的通道。但是,大渡河面太宽,水流湍急,不能架桥。找到的船只很少,仅红一团经过一天才全部渡完。照这个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而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进,形势仍很严峻。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安顺场。军委研究决定: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朝北前进;林彪率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有170公里行程,两天内赶到。毛泽东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搞个局面出来。
  

        5月27日,刘、聂率领右纵队向泸定进发。右纵队沿河只有一条路,时而傍河,时而翻山,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他们先后遭遇到敌军两道防线、两个多团兵力的阻击,在左纵队向泸定桥发起总攻时,刘、聂右纵队离泸定城还有25公里。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于27日拂晓从安顺场出发。他们昼夜兼程奔向泸定桥,在途中的高山隘口歼灭守敌的阻击后,冒着大雨摸黑在泥泞路上小跑前进,以一天一夜急行120公里的速度,于29日晨赶到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在泸定县城,为康熙年间所建。桥西岸连接着海拔7000多米高的贡嘎山,东岸紧挨着海拔3400多米高的二郎山。两岸山势险峻,巍峨陡峭。泸定桥横跨于咆哮如雷的大渡河上,长103.67米,宽3米,由13根粗铁链索组成。桥身铁链9根,平行系于两岸。每根铁链相距1尺,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左右两边各有两根铁链,作为桥栏。铁索桥高于河面数丈,悬于半空,人行桥上,左右摇晃,随桥起伏,俯视河下,波涛汹涌,头晕目眩,胆颤心悸,甚感危险。东桥头与县城相连,当时城内驻有敌军一个团,另有两个旅在向县城增援。红四团到来前,敌人已将桥上木板拆除,只剩下桥头一点。光溜溜的铁索,空荡荡地悬挂在激流之上。红四团组织22人的突击队,在29日下午4时发起总攻。经过两小时激战,敌军大部被消灭,红军全部占领县城,取得飞夺泸定桥的胜利。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过了大渡河。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泸定县委领导告诉我们:红四团先头部队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120公里,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链索激战,夺取泸定桥,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达到了人类体能的极限,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链索上匍匐战斗的吉尼斯纪录。他还说,前两年,深圳的学生来旅游,听了红军一天急行120公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无独有偶。在我离京走长征路前听说过,有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书,通过对人的身体各种指标的计算,也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
  

        我听到这些“新闻”感到吃惊。美国人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有很大区别,人家不相信,不奇怪。我们有的大学生,居然也这么认为,就令我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呢?!过后再想,顿悟开来。现代物理学不是讲“场”吗,对一些人来说,和平环境与战争年代,是否犹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分属两个“场”呢?如果是这样,那几个年轻人怎么能用和平环境的常态,去想象战争年代那种非常态,我们的红军战士创造的奇迹呢?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状态,人迸发的巨大能量确实是常态下不可能想象的。正如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定律难以理解一样。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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